张金金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金金（1984—），女，河南滑县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余金成（1950—），男，河南信阳人，天津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摘要：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条件：一是使人类被自然界“许可”关系从幕后移至台前，作为“第一关系”成为建构命运共同体基本前提；二是使市场经济弊端从隐性变为显性，作为“第一矛盾”成为建构命运共同体化解要务；三是使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从偶然变成必然，作为“第一道路”成为建构命运共同体基础样态。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事业“初心”就是解放全人类。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两次客观诞生”或者说“两次主观领悟”过程：第一次是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重要成果是提供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逻辑论证，基本依据是蒸汽机技术拉动的工业化，主要策略是阶级斗争性质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即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人类解放；第二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的，重要成果是展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基本依据是信息技术加深的全球化，重要策略是合作共赢性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即通过社会合作扩大逐步推动人类共同富裕。
按照上述理解，工业化是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诞生的理据，全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诞生的理据。全球化本身是工业化发展至一定水平的产物，属于工业化升级版，因此，双方一脉相承，但区别也明显。辨析该区别所展示的历史趋势，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站位，承担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的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催生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判断有两个要点，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对经济全球化衍生矛盾的化解之道，呈现为历史进步的客观选择；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化过程，人们对其认知和接受须经由获得感逐步增加而实现。
一、全球化使人类被自然“许可”关系从幕后走向台前
人类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产物。自然界创造了人类，也规定了人类。规定性就是局限性，人类生命活动乃至存在方式都取决于自然界预设，例如，人的存活对氧气、水分、食物、温度等的依赖，人体物质结构的物理确定性对安全环境的要求，人类生命基因对存活时间和状态的限制，等等，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
与此同时，自然界又赋予人类特定大脑组织和与生俱来社会共同体生存方式。其中，大脑组织拥有意识能力，使人们通过将外部事物对象化认知其规律，并通过掌控规律获得对其工具化运用能力；而社会合作方式则使意识成果得到传播和继承，助推意识能力持续发展。两者结合，展示与其他动物区别：“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要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人类全面生产能力取决于生命理性。马克思引用黑格尔的话称：“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理性一旦掌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就把其“固有的尺度”用于生产。
显然，自然界赋予的意识能力和合作方式，使人类得以超越自然规定性，所谓人类与自然界关系，也因此形成上升向好趋势，人类历史展开，也就成为从自然规定必然王国向突破规定自由王国迈进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属于该过程一个历史节点。它表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进入到行为整体化、目标长期化时代，其标志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和实践推进。
（一）人类是自然界许可范围内存在的生命现象
至今，宜人生态环境仍然是自然界物质运动产物，从整体上并不取决于人类本身；并且，自然界物质运动始终没有停止，其发展方向和态势同样不取决于人类。也就是说，人类存活实质与物质运动特定状态或特定时段联系在一起，即被局限于自然界“许可”范围。在该范围中，人类才谈得上运用理性探索物质运动规律，并尽可能多地获得生命自由。经济全球化和交往信息化是文明史伟大成果，在深化与自然界关系同时，也让人类面临物质运动既有规律空前反弹，使自然界这一隐蔽在幕后的主角走向前台。
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关系，其理想状态体现在：一是通过人类整体化实现力量统一，再是通过劳动脑力化实现力量强大。前者趋向量的极致，后者趋向质的极致。脑力“中介作用”具有无限发展空间，当所有劳动者都掌握“中介作用”时，人类将大大推进与自然界关系广深度；脑力成果首先具有精神产品性质，具有无限复制可能性，意味着其成果可被普遍共享。双方理想状态使自然界成为人类“第一关系”；而在此之前，人类与自然界关系更像某种“史前时期”。当今时代属于接近理想目标却仍未达到的阶段，其突出标志是自然界越来越成为人类需要整体面对的对象，按照这一认知调整彼此合作原则即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化存在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人类进步。一是对意识能力发展形成了持续促进作用——正是社会交往需要，使人类掌握了语言、文字等一系列信息工具，交往复杂化和频繁化，使信息系统不断更新，交往信息化就是其成果。用信息符号指代大千世界，使认知过程变得简约、快捷，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通过信息推演途径，对资源配置是否能够达到自身目的进行预判，采取试错方式优化配置过程。二是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合作能够使人们把意识能力集中在特定对象上——形成更为精准判断、更为合理行为，进而产生较之非专业性无法企及的劳动效果；以此为前提，一切分工劳动都体现了更高效率，一旦纳入社会合作，意味着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共享他人的这类理性成果，形成马克思所说的“成倍增长的生产力”。
如果说，追求“成倍增长生产力”使社会合作自发趋向全球化的话，那么，意识能力深化也将持续加深人类对自然界认知，并因此拓展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渠道。两相叠加，使人类改造自然界活动逐步逼近自然界能够容纳的底线，致使自然界出现反应性回弹，继而影响到宜人生态环境现状，使人类经历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迫使人类对自身活动进行约束和管控。
（二）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关系面临新的历史节点
经济全球化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已经超出自然物质运动能够化解范围，其反应往往溢出固有认知领域，成为人们不得不特别关注的对象；这意味着，自然界已从幕后移至台前，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第一关系”，由此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前提。
首先，工业化发展导致碳排放持续增加，影响到气候变暖，进而带来一系列天气异常现象。
有学者指出：全球每年超过500万人的死亡与气候变化导致的异常寒冷或炎热天气有关。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这一趋势可能进一步恶化。过去“几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常见。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20年中有19年发生在21世纪。近期，发表在英国《柳叶刀·星球健康》杂志上的一项新国际研究指出，全球每年有超过500万人的死亡与气候变化导致的异常寒冷或炎热天气有关。全球每年有9.4%的死亡可归因于“非适宜”的温度。
据红星新闻记者蒋伊晋2021年8月10日报道：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日内瓦发布最新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称，由于全球变暖，过去每50年才发生一次的极端高温，现在预计每6年内就会出现一次，同时暴雨和干旱也将变得更加频繁。若全球升温1.5℃，每6年将出现一次极端高温。“人类的影响已经使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这是明确的。”此前，IPCC报告都称，气候变化“极有可能”由工业活动造成。
这些均表明，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导致气候变暖重要原因，当务之急是齐心协力控制碳排放，后者已经与各国经济活动指标的修正联系在一起。
其次，随着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展开，新的物质现象、新的生物群落与人类不期相遇，一旦缺乏合理应对，人类就会陷入劫难。
人类掌控了核裂变技术，制造了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核武器；掌握了生物工程技术，从可能性上讲通过制造“超级人”足以反噬全体人类；还有许多技术领域都出现了个人发明成果可能危及全人类的迹象。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能够从若干个体迅速波及群体。无论2003年非典病毒还是2020年新冠病毒，具有共同特点：首先，突然发起袭击，令人猝不及防；其次，发难呼吸功能，攻击环节致命；最后，超越医学成果，短期难以应对。
在文明史上，人类数度遇到瘟疫袭击，但没有一次像新冠病毒这样，在20多个月里，雄踞人类话题榜首，以施压76亿人、感染达2.5亿多人、杀死5百多万人的惊悚实力，迫使人类做出回应；人们不分种族、国家、阶级、贫富，都面临着生命存亡威胁；人类被迫打乱生活秩序，努力以赴，推出了多款疫苗，但新冠病毒也衍生了多个变种，加之拥有最强实力西方国家对内深陷朝野党争、对外挑起两制对抗，严重干扰了与病毒的战略布局，双方仍然处在胜负未定的拉锯状态。
经济全球化迟早会扩大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命物种接触的范围，像这种新冠病毒角色，有没有更狠的，谁也不知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西方个体本位价值观缺陷，证明其不利于应对自然界灾变。个人自由原则忽略了个人命运越来越融入整体命运这一事实，加上维护既得利益的资本刻意遮蔽，疫情要么被说成是“谎言”不予置信，要么被说成是特例而取机会主义态度应对；致使西方政治权力放弃职责、民众解除思想武装，这是其抗疫溃败的根本原因，属于典型的人祸大于天灾。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当代与自然界关系需要
气候变暖是人类工业化以来数百年生产活动汇聚结果，其化解也是一个较为长期过程，人类只能相互协调，采取一致战略予以解决。病毒疫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表现出极强传染性，客观上使个人与人类命运绑在一起，人类必须同舟共济、合作应对。无论是消解气候变暖所要求的战略长期性，还是抵御病毒疫情所要求的策略整体性，都超出了当下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所能覆盖范围，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性。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了人类整体性价值原则。如果说，全球化信息化是文明史发展成果，客观强化了新冠肺炎疫情广度和烈度的话，那么，其危害之深重则是一次划时代警讯：当人类生命活动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自然界这个隐蔽对手就会越来越移步前台——物质运动规律对人类活动的每一次回应，针对的都是人类本身，影响到无差别的整体利益。
这一事实提醒人们：一切内部纷争都必须意识到与自然界关系这个根本前提，所有民族都需要在尊重规律、遵循科学前提下团结合作，否则，先是非典病毒，再是新冠病毒，还有出其不意的极端天气，人类总是处在被突然袭击而措手不及状态，总是付出生命牺牲惨重代价；科技一流、财富充沛的美国以超过4千多万感染数、70多万死亡数的全球首殇表明：人类是时候正视与自然界这个第一关系，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了。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了长期性价值原则。随着人类掌控科学技术越来越增多、水平越来越提高，开发利用地球资源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规模化、持续化的施加作用使既有生态系统正在被改变；后者反过来对人类生存条件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历史进入工业化时代时，大机器运用使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活动进入自动化、持续化状态，其累积效应带来了前所未有变化。虽然一开始，影响自然生态环境行为仍然具有分散性、量变性特点，但假以时日，人们就会发现，业已造成了某种程度积重难返——蓝天、碧水、净土在越来越多地方成为奢侈品，人们生存条件趋于恶化，生命健康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经数百年积累的生态环境损害，只是在酿成灾难时，才引起警醒。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人们实际上不能对庞大物质生产系统在短期内做出调整——这样会对现有生活秩序造成难以承受的冲击，而只能采取改良方式，通过渐进途径调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实现目标绑定一个较长时期，运用循序渐进战略化解矛盾。
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原生弊端从隐性变为显性
一个不争事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工业化迅猛发展，使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可以说，人类当代所取得重要发展成果都与工业化有关，而资本主义于此功不可没。但是，另一个事实同样浮出了表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化，资本主义市场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局限性，全球化机制所需要的整体化原则和长期化方式，不仅得不到其合理回应，反而越来越遇到阻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中期属于瑕不掩瑜的某些弊端，当下已积累成恶性病灶，成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大势的破坏之力、动乱之源。
换言之，经济全球化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运用，客观上放大了市场竞争非公平性弊端，经由优胜劣汰所积累的社会对抗，使市场经济弊端从隐性变为显性，成为人类继续前行必须化解的“第一矛盾”，由此凸显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务之急。
（一）市场体制是迄今为止动员劳动的最佳组织形式
人类凭借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发展与自然界关系。该特性具有无限成长空间，但其开发运用需要充足资源供给，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资源总量始终不敷整体需要，只能通过竞争方式提供给获胜的那部分社会成员。市场竞争突出了强者引领作用，巩固了个体本位价值观主导地位。经历了数百年完善过程之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空前有效的劳动动员模式：首先，提供了劳动者各尽所能的社会环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劳动者拥有自我设计目标、自由迁徙住地、自主选择职业的条件，很大限度解除了劳动者运用自身能力的束缚；其次，提供了衡量劳动成果的客观尺度——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条件下，劳动者成果的价值考量，一概被纳入市场运行客体环节，所有市场主体均不例外，很大程度体现了劳动成果衡量的公正性；最后，提供了持续激励劳动的发展机制——在市场竞争一过性和连续性相统一背景下，劳动者胜负都是暂时的，胜者保住领先和败者东山再起，都取决于不懈努力，使劳动者保持了进取意识。当代人类纷纷选择市场经济体制，证明其体现了人类发展规律。
资本主义市场文化引领人类进入现代化是一基本事实。其个体本位价值观对意识能力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其载体是个人，但成果却运用于社会，采取物质利益方式鼓励个人奋斗，就是市场经济优势所在。西方文明在法治前提下不仅营造了广泛个人自由，而且创建了海纳百川合作环境。它主张的公平竞争方式，激励个人英雄主义，使强者拥有至高无上社会地位。按照效率尺度衡量，“强者支配弱者”是一种合理资源配置方式。
西方民族沿着“个体本位”方向前进，为了使其得到充分发展空间，客观上把资源向“优秀个体”集中，即把发展条件尽可能提供给拥有最强智慧的个体，这意味着其他更多个体发展权利的削弱甚至剥夺。当马克思主义判断剩余产品都被资产阶级垄断的时候，揭示的就是这一现象。西方市场经济崇尚“优胜劣汰”原则，就是为资源向强者集中背书。可以说，西方文明凝聚成的最佳意识能力成果，就是资本。资本作为人类意识能力外化，成为掌控资源、配置资源的有力工具，也相应造成了“资本至上”原则。
资本主体是一个群体。资本至上原则使这个群体越来越形成为拥有特殊利益的集团，无论掌控资源类型是什么，也无论资本总量多少，共同利益地位会使他们越来越体现相同立场，表达一致意志。当经济全球化进程需要解构“优胜劣汰”公平性，重新调整优劣之间资源配置关系的时候，资本既得利益集团几乎都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资本至上立场上，并美其名曰同属“民主自由价值观”
。
（二）经济全球化彰显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伴生弊端
西方国家之所以声称自己属于民主自由价值观阵营，潜台词是认同优胜劣汰的公平性。首先，优胜劣汰是自由竞争结果；其次，自由竞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再次，法律通过民主政治机制形成，表达多数人意愿。所以，以民主自由价值观拱卫的优胜劣汰结果，体现了公平原则：优胜者拥有更多利益和权力，劣败者失去了自身权益，同样理所当然。当美国人洋洋得意地说自己“从实力地位出发”时，就是把自己当做公平竞争的胜利者，要求别人作为失败者愿赌服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承认美国是规则制定者，别国是规则遵守者；美国人有权对既有规则合则用不合者弃，也可以对己一套对人另一套——“因为我们是美国”，专享了胜利者实力地位特权。
文明史表明，历史推动者从来不是固定在特定民族特定群体上，而是一个你追我赶、竞相发展、持续更新的过程。固化优胜劣汰结果，一开始就建立在认识误区上。这是因为，优胜劣汰公平性始终建立在相对尺度上，人类发展就是对该尺度的不断修正完善。任何试图固化公平性尺度的想法，都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也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市场经济一般存在“先天禀赋特权”现象。个人在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方面的区别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合作要得以进行，却只能采取统一的利益分配原则——这意味着需要无视个体先天差别，将优秀天赋看作这些幸运儿的特权。当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揭示过该现象：以劳动作为平等尺度，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他提出的破解之道是：“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其次，市场经济普遍存在“马太效应加权”现象。市场主体理性运用，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此导致社会合作中自发呈现的“强强联合”趋势。强弱鉴别通常以既存事实为依据——人们假定：已经获得成功者更有可能再获成功。这种心理倾向使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更容易获得新的资源。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里有一则寓言，强调：“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种马太效应构成市场自发机制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再次，市场经济严重存在“自由裁量赋权”现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行为往往受到法治管控。在执法实践中，“自由裁量权”像毛细血管一样，接通并激活整个法治体系，使其成为市场活力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自由裁量权取决于执法者的主观判断，从严从宽从快从慢，常常在其一念之间；虽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任何选择都具有合法性，但于特定当事人而言，却存在成本高低成功有无的重大差别。事实证明，自由裁量权运用方面往往出现嫌贫爱富、扶强凌弱现象，显著呈现出不公平状况。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中期，上述缺陷虽然存在，但纠正起来成本太高，往往得不偿失，更为深刻原因是：像马太效应和自由裁量，遵循的都是利益最大化原则，与理性目标相一致；它迎合了把资源向强者手中集中、进而更快发展生产力需要，虽然采取方式是所谓“简约路径”，即依靠对过往事实认同决定资源配置方向，肯定会出现某些打压后进和弱者，致使其中一些具有潜力者无法施展才能的弊端，但是，后来居上毕竟占少数，强者恒强还是居多。可以说，只要市场体制存在，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种弊端就难以避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没有打算去直接纠正。
市场体制三大原生弊端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优胜劣汰性质，使其趋于绝对化，即完全归结为主体能力水平所致，而无视诸多非能力要素参与。美国人动辄使用“失败者”“失败国家”指称那些弱势群体和落后国家，其“底气”就在于：公平的自由竞争造成客观的胜败现象；胜者支配败者合于天道人心。其实，这种观点如肥皂泡一捅就破——市场竞争公平性仅仅建立在相对合理基础上；随着历史发展，弥补市场体制先天缺陷已经提到人类日程上。
（三）西方反全球化思潮表明资本主义陷入困境
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经济活动世界一体化或资源配置人类整体化。经济全球化理想条件体现在：一是资源高度流动，二是资源完整呈现；二者兼具意味着人类获得了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也标志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充分实现。显然，目前经济全球化实践不过是通向这一理想局面的初始阶段。当下，市场经济原生弊端已经积累至一个历史性节点，形成了显著扼阻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态势，新的进步只能取决于对该“第一矛盾”的克服。
首先，全球化要求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需要资源形态的高度流动性和一定程度的均衡性。与经济全球化伴生的交往信息化，提供了实现的客观条件。在劳动、技术、资本、管理四大基本生产要素中，资本以信息符号出现，具有很高流动性，在全球化中占有先机——管理方往往是资本拥有者，也是资本融入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包括物化形态在内的科学技术，也有较好流动性，同样能够大展拳脚；比较起来，以劳动者为载体的人力资源，受到国别政治、语言、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制约，即便获得一定参与机会，也属于管理方的次级选择。西方市场经济从资本利益考虑，抓住资本高流动性长袖善舞特点，在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却无视资源配置均衡性要求，劳工阶层相当大比例被资本主体冷落——导致经济金融化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普通劳动者生产生活条件不仅没有随全球化改善，反而停滞不前，甚至有所降低，这是其出现反全球化思潮和运动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客观上要求资源的完整呈现；资源呈现越是完整，资源配置合理性就越是充分。资源受控于其拥有者，要使资源得到完整呈现，相应要求经济主体参与社会合作的广泛性和平等性。资本主张强者支配弱者模式，只是按照资本至上原则选择资源，换言之，只有对资本有利，才被看作“资源”，否则就会视而不见。资本放弃了经济主体平等性，就等于压减了资源呈现的广泛性。西方国家所建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不仅长期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脱贫致富问题，也无法针对性解决国内两极分化和社会对抗问题。
资本至上者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沉醉于自设的竞争公平性幻觉，无视优胜劣汰内蕴的弱势群体牺牲，更没有意识到容忍该牺牲仅仅与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即人类脑力劳动资源处在严重匮乏状态。如果说，当年人类整体发展水平制约了相关问题解决的话，那么，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化以及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普及，解决该问题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了。
经济全球化不仅提出了克服市场体制原生弊端的要求，而且提供了如何修补其先天缺陷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化解市场体制弊端所需要的整体性和长期性，都与政治权力更好发挥作用联系在一起。当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时候，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主张“市场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相结合的时候，展示的就是化解人类“第一矛盾”良方。
三、全球化深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从偶然变成必然
在社会主义改革之初，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都打上了深深的资本主义烙印。然而，当中国于1992年果断表明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选择加入世贸组织就多少有些顺水推舟的意思了。不同之处是：要否建立市场体制，阻力主要来自于内部；能否加入世贸组织，阻力主要来自于外部。势来天地皆助力，经过长时间艰苦谈判，2001年中国如愿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并因此步入发展快车道。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1年，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5.0%，中国占4.7%，中国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如果按现价美元计算，这个差距还要扩大，中国经济总量仅为美国12.7%。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扩张期，尤其是国际经贸联系几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为快速的增长。例如，2002年至2007年间，外贸年均增速超过30%。通过进入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超越多个西方国家，如2004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
中国不断赶超，一骑绝尘，直逼美国第一位置，这才引起世人刮目相看。一种在改革探索中似乎仅具或然性的发展模式，一种经验经典皆无只具创新性的实践样态，能否经受住诸多挑战的考验，能否在历史风浪中站稳脚跟，国内外仍有诸多疑问。在20年中，中国成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推进“一带一路”，显著促进了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并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这些无一不表明：中国模式从“杀开一条血路”开始，经受了一系列实践创新和持续完善，闯出了历史上消除贫困现象、化解社会对抗一条新路，客观上成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道路”。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于选择有效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改革之初，邓小平郑重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最终使全体人民富裕；并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该政策之“大”，首先它采用了拉开贫富差距方式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成就了社会主义史乃至文明史上首创；其次它靠近了资本主义“部分人富裕”现象，区别在于我们是与“后富”对接的“先富”。这一“大政策”伴随着一项逻辑要求：只有建立了“先富”促进“后富”机制，才算完成了自身合理性证明。
在一段时间内，人们把市场经济绑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不够格”时期联系在一起——只承认其“发展生产力”使命，看不到其“共富生产关系”前景。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在先进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生产关系的统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共富生产关系统一机制形成，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型成功。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入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肩负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既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力行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即直通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深化客观上要求资源呈现高完整性和资源配置高流动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帮扶弱势群体既使其成为新的资源领域，又推动其解决资源适配性问题，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这两项内在要求，改写了自发市场经济伴生的两极分化趋势，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自觉形态和最高形态。
（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政府作用”顺应了全球化深化需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重大区别体现在政治权力方面。如果说，凡市场经济皆是法治经济，政府均需承担维护法治环境责任，即一般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则增加了弥补市场失灵、修正市场弊端的任务。
经济全球化凸显了人们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为资源配置提供了全新视野，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展示了对弱势群体、潜在资源的运用途径；交往信息化打开了弱势群体眼界，使其越来越难以承受不平等社会关系，激活了他们改变现状的动力，提供了他们提升自身能力的资源条件。“强弱平等合作”将越来越比“强者支配弱者”更具经济效率。全球化信息化的展开，要求从整体上、长远上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一方面，彰显了社会本位价值观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突出了政治权力作为发展主体的历史使命。
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受挫，主要因其经济、政治结构难以满足资源呈现高完整性和资源配置高流动性要求，双方均需要从整体性和长期性认识发展条件，不仅超出了资本视野，也超出了自发市场覆盖范围，对此唯一胜任者只能是国家。然而，按照个体本位价值观，真实存在的只有个人，个人自由才是最高原则；国家作为个人权利有限让渡，属于不能没有的坏东西，虽然要用，但首先是防。西方民主政治体系重要职责是防止国家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其三权分立、央地分治、朝野分庭，无一不体现了这一初衷。个体本位价值观在反对封建制度束缚方面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融入市场机制之中却同时带进“先天禀赋特权——马太效应加权——自由裁量赋权”弊端，经由历史积累，其中的个人自由，越来越是强者自由——归根结底是资本自由。这在客观上屏蔽了弱势群体参与资源配置权益，使西方国家无法承接经济全球化对资源配置的深入需要。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各民族文明成果融通发展基础上
当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变成第一关系的时候，正确应对就是全部文明成果的集大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其当然载体。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中华文明，都形成于对外部环境条件的依赖关系，用全球视野观照，仍然属于马克思所谓“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的成果；个体本位价值观和社会本位价值观，一旦纳入全球化视野，都会暴露各自短板，唯一出路就是向对方学习，走综合统一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纳了马克思主义规律思想、西方市场机制原则、中华社会本位理念，顺应了全球化深化需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偶然变成必然，成为当代人类实现发展的“第一道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作用彰显个体本位理念，肯定并运用了资本力量，充分发挥了劳动能力强者的作用，延续了富者恒富趋势；政府作用彰显社会本位理念，肯定并运用了国家力量，很好发掘了劳动能力弱者的作用，创建了穷者变富机制。有史以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劳动者全面动员，营建了最为广泛的各尽所能局面。中国迅速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取得一系列骄人经济成绩，并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目标，证明这一模式符合人类发展规律。
从逻辑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整体解放目标，是以人们普遍拥有理性为前提的。出于既得利益考量，西方精英不肯放弃“强者支配弱者”原则，唯一原因是因为“强弱平等合作”模式还没有创造出超越他们的发展成就——这毕竟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一次变革，社会主义者具备充分自信和足够耐心，用中国模式不断增加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说服世界。
